2015年11月，四大国有资产管理公司之一的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发布《2015：中国金融不良资产市场调查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报告指出：“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下行，中国不良资产市场的规模已达10万亿元。非银行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和非金融企业的不良资产越来越多”。
想要不良资产的处置顺畅，评估、拍卖，破产清算等环节应该是整合起来的，而不是切割的。
非金融企业不良资产：主要指企业形成的商业债权、低于初始获取价格的土地使用权、收费权等，最常见的就是企业被拖欠的各种货款、工程款等。
2007年，新《破产法》颁布，不仅实现了不同类型企业破产在法规上的统一，还给企业破产设立了清算、重整、和解三个窗口。但专业人士发现，破产法有了，破产案件却少了。
数据显示，2007年，企业破产案4200件，随后逐年下降，到了2012年，减少至2100件。与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销、注销的企业数量对比，进入司法程序的企业破产案件数量较少。
我国适用破产程序案件的数量不足美国的0.2%和欧盟国家的1.16%。我国2014年每千家公司进入破产程序的数量仅为0.11户，明显低于欧盟平均70户的数量。
不是法条有问题，而是运用当中出现了问题？破产案件涉及多部法规，如公司法、证券法……对法官也提出很高要求。
有人对立案登记制度的实施寄予厚望，希望借此解决这种问题。去年5月1日，《关于人民法院推行立案登记制改革的意见》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登记立案若干问题的规定》施行，立案登记制的司法改革大幕在中国拉开，但这两个文件都没有明确规定破产案件是否也实行立案登记制。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曾在公告中提出，破产案件不适用立案登记制的理由之一，是“破产案件受理后,债务人的财产和营业事务依法均由管理人接管，债务人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均受到重大影响，故破产案件不适用立案登记制”。
今年2月，全国部分法院依法处置“僵尸企业”调研及工作座谈会，最高人民法院审委会要求，人民法院要建立清算和破产案件审判庭，加强破产审判队伍专业化建设。
现在仅有深圳、佛山等地的法院有破产庭，如果各地法院都建立了破产庭，会有利于破产案件的受理。趋势是好的，但仍然需要一个过程。
和民企不同，国企破产不是债权人和股东点头，法院就能受理，还需要上级主管部门、地方政府的批复，还要求有企业维稳的预案等。政府的介入在个案中或许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不过被大范围的采用却意味着破产法的非市场化运作，造成了破产程序的运转专业性不强，挤压了市场中介组织发挥作用的空间。
实践中，破产法律服务市场没有形成，破产案件的收费很低，律师、会计师等专业人员没有积极性。
中国目前的《企业破产法》只是“半部破产法”，尚缺个人破产制度。金融机构也是市场主体，同样会发生经营风险或债务危机，也需要相应的债务处置机制。
中国人“好面子”的文化与商业传统观念认为“破产”是件不吉利的事情，人们会尽可能通过其他途径而非破产程序解决债权债务问题。
而实际上，所谓“破产”，并不一定意味着企业的“死亡”。
在新《破产法》中，当企业面临债务困境之后，可以由债务人（面临困境的企业）、债权人向法院提出破产申请。其后，又会出现两种可能的情形，一种是企业的破产清算—这是真正的企业“死亡”。
第二种情形是破产保护，进入破产保护程序之后，可能因具体情况的不同，出现不同的局面。一是，债务人向债权人提出和解，债权人同意，所以达成和解，企业继续经营。二是对企业进行重整，等重整完毕，企业继续经营，这是企业的“重生”。
在新破产法实施过程中，有很多规定还不能真正有效率地实施。比如法律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有关债务人财产的保全措施应当解除，执行程序应当中止。
比如，有房产的企业在申请破产前往往已经有民事诉讼，相关法院对房产进行了冻结查封。有的案子甚至有多道查封令，涉及多个法院。按照破产法规定，企业破产申请被受理后，这些法院应该主动解除查封。但实践中，很少有法院解除查封，多是通过协调解决，浪费了审判资源，导致新的执行难。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中央财政将安排1000亿元专项奖补资金，重点用于职工分流安置。这笔钱如优先给实施破产清算的企业用那是对政策上的最好支持。
去除僵尸企业和过剩产能，这是中国经济转型的必要过程。落实《破产法》，“以法去僵”，让生产要素更加市场化的流动，这同样是中国供给侧结构性转型的新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