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

2017年9月8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出台《关于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的意见》。从中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到各省、直辖市、自治区政府、法检两院层面，都出台了配套规定，准备好了落中央层面政策。开启了保护企业家，进而保护民营企业家，创造公平营商环境，促进民营企业健康成长的法治环境的序幕。

特别是最高人民法院还重审了以张文中为代表的民营企业家刑事案件，为受冤屈的企业家洗脱冤屈，还其人身自由，使其能重回市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发挥作用。该案公开宣判，改判张文中无罪，成为法治史上的里程碑式案件，是政策转向的风向标。该案释放了保护民营企业和企业家合法权益的强烈信号，对民营企业和企业家影响很大，并将继续发挥深远影响。

2018年11月1日，主席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再次强调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纠正民营企业家产权式冤假错案，谨慎采取限制民营企业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强调民营经济的国家战略高度。

2019年5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召开“为民营企业发展营造良好法治环境”为主题的最高法院民营企业家座谈会。最高法院明确：对涉及民营企业的不公平规定一律予以废止。最高法院院长强调，充分发挥司法只能，依法保护产权和民营企业家合法权益，努力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法治化营商环境，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利司法保障。

联想控股公司董事长柳传志提到的良好营商环境，第一条就是安全，人身和财产安全。那么，中国企业家的法律风险有多高呢？有句话，非常形象并能说明问题：“中国的企业家不是在监狱，就是在通往监狱的路上。这话不过分，仅仅《刑法》中，规范经济规范规范经济生活的罪名就数十个，世界罕见。

刑事法律风险是中国企业家最大风险。改革开放以来，至少有过百位有影响力的民营企业家落马，如年广九、顾雏军、牟其中、吴英等，全是大牌企业家。不仅仅这些企业家本人一朝沦为囚徒，其身后庞大的商业帝国也多遭遇灭顶之灾。这是与我国市场以刑法为主导的控制性经济管理和治理模式有很大关系。在这种模式下，刑事法律风险是企业家，特别是民营企业家创业中首先必须面对的最大风险。这让企业家几乎都在犯罪边缘游走。原因如下：

一、造成企业家犯罪风险巨大的原因，除了上面说到的控制性经济管理模式外，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民刑界限不清，一旦需要被“控制”，就会突破民事范畴，上升为刑事追诉。如同“合同诈骗”、“贷款诈骗”等经济活动，原本是民事经济纠纷，但是，现实生活中却动辄被追究刑事责任，企业家动辄被限制人身自由，身后，案件未有定论，商业版图被瓜分或者贱卖。如吴英案。

二、造成企业家刑事风险巨大的制度原因之一是民事基本法弱，刑事追诉任性。“经侦”要账用的是枪，民事诉讼成本巨大，耗时长远，走捷径的大众心理，在很大程度上促使民事纠纷发酵为刑事犯罪。要想改变这种尴尬局面，不但要求刑事司法要严守边界，不越轨；更要求民事法律从制度制定，到民事诉讼，都要严格起来，不能让弹性把民事法律的社会规范作用给弹飞了。

三、造成企业家刑事风险巨大的另一额原因是刑事司法现状，必须服从和服务于计划经济派生的管控型社会治理模式。在这样都背景下，司法机关当然会“用好”刑法“空白罪状”、自由裁量。严格入罪，打击扩大化中，冤案在所难免。这种社会化普遍性冤案，无人能幸免，即便本上是，谁遇到，谁倒霉。毕竟个人都是时代流水线上的零件。

四、造成企业家刑事风险巨大的经济基础性原因是，在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经济社会中，普遍存在轻视，乃至苛刻对待民营经济，国有经济成分享受“超国民待遇”，刑事风险方面尤甚。这个不论。

五、造成企业家刑事风险巨大的立法原因是，个别罪名立法初衷就是为这种管控型市场服务的，这些“出格”企业家追控犯罪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这个原因，是企业家刑事风险过大的法律依据。政策已经在转向，立法修改，观望中。

六、造成企业家刑事风险巨大的自身原因，不排除一些企业家自身这样那样问题存在。先不说，企业家遇到了带有计划传统的控制性市场模式，一旦民营企业家突破某些个平衡，自然会招致刑事打击。俗话讲，打铁需要自身硬。你自带原罪，“东窗事发”是早晚的事情。这就是李总理为什么要求企业家和企业都要有法律顾问的原因。这个话题与笔者职业关联性强，为避嫌，略过。

要想解决面临的问题，需要社会系统性转向和纠错。

一、严格贯彻和落实《宪法》。

《宪法》第6条规定“……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第11条规定“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国家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并对非公有制经济依法实行监督和管理。”公有制经济没有超国民待遇，民营经济等非公经济也不是旁枝末节，地位平等，都是市场经济主体。有利于从思想认识上，纠正歧视民营经济，乃是对待民营经济随意性的态度。

最近，媒体火热报道的翠西与刘欣谈“国家资本主义”时候，刘欣说了一组数据：中国80%的就业是由民营企业提供的；中国80%的出口是由民营企业提供的；中国65%的创新是由民营企业完成的；中国一些领先的公司，比如因特网公司、5G公司都是民营企业。再如华为技术公司，也是民营企业。这个现实可以无视吗？社会离得开民营企业健康发展吗？不能！

二、立法层面要贯彻和执行《宪法》，尤其是《刑法》，罪就是罪，非罪即无罪，追诉标准过硬。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家的行为确确实实严重破坏了社会秩序，构成犯罪了，才能立法追诉。避免打击面过宽或者打击过于随意。

三、社会治理模式摆脱控制性社会。该归市场的还给市场，避免用抢指挥和管理市场 。

四、犯罪交给《刑法》，民事纠纷还给《民法》。无论是刑民交叉案件，还是其它刑事案件，或者民事的案件，各司其职，坚持“罪刑法定”。

五、民事基本法要和《刑法》一样硬挺。法院还挺起腰杆，不但是司法公正，还要真正破解执行难，避免司法白条，“逼”人“另辟蹊径”。

六、再提司法公正。法院是解决社会纠纷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公正。制度设计，要让法院敢于或者能坚持公正。

七、立法明确公权力违法规制。西方敌对势力老讲“将权力关进笼子”，至少公权力不要妄为。

八、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要听总理的话，该聘请法律顾问，聘请法律顾问；该守法，要守法。杜绝原罪。

社会发展迅速，不管是法治化，还是社会治理模式，亦或是经济发展模式，生动说明“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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