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纸上的律师权利更接地气

从法律条文上的权利，到现实中的权利，两者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可能还隔着一次地方立法。
7月27日，《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办法》（下文简称《实施办法》），经广东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四次会议表决通过，自2017年11月1日起施行，成为全国首部实施律师法的地方性法规。
尽管2013年1月实施的《律师法》亮点颇多，对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身份、职能以及会见权、阅卷权等，均作出了规定，但客观而言，过于抽象的法律条文，并不利于司法实践中律师权利的充分保障。
以律师会见权为例。《律师法》规定：“律师担任辩护人的，有权持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依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会见在押或者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现实中，羁押场所采取各种理由拖延、刁难、阻挠的，并不少见。在会见次数和时间上加以限制，更让辩护律师深感掣肘、步履艰难。
比如，《律师法》还规定，“辩护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不被监听”。问题是，辩护律师在会见时，感到“不放心”的办案机关派员在场来“旁听”，怎么办？虽然没有采取监听的手段，但通过派员在场的“曲线方式”，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将律师会见权“稀释”。
再看律师调查取证权。《律师法》规定，“受委托的律师根据案情的需要，可以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收集、调取证据或者申请人民法院通知证人出庭作证”，“律师自行调查取证的，凭律师执业证书和律师事务所证明，可以向有关单位或者个人调查与承办法律事务有关的情况”。
问题是，相关单位不配合怎么办？在现实中，调查取证实现不了，这个赋予律师的“红利”又有什么用呢？再有，调查信息材料的范围未能明确，究竟什么证据能够收集，什么不能调取，如果“雾里看花”，律师在调查取证时，很容易“碰钉子”，或者“掉坑”。
对于这些问题，固然可以归咎于立法者，为何不在立法之初“细化”，但平心而论，这种局限性，往往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从立法技术上说，法律需要一定的抽象性，以保持规范的普遍性。从立法规律来看，没有任何法律是完美无缺的，日新月异的社会发展决定了立法的步伐始终处于滞后状态。如果对法律“朝令夕改”，反而戕害了法治权威性。
是以，当法律出炉后，本身存在的瑕疵不足暴露后，在不违背原有立法精神的基础上，可以通过低一层级的立法，如地方性立法等，将原本抽象的法律条文“具体化”。这种“二次立法”的过程，在减少了立法震荡的同时，也让法律更加持久稳定，更加契合科学立法的要求。
回看广东省出台的《实施办法》，将“律师的权利和义务”作为其核心内容，特别突出执业权利的保障，对律师执业过程中的调查取证权、会见权、通信权、阅卷权、知情权和救济权等，作了全面具体的规定，既是《律师法》的“地方版”，也是“细化版”和“升级版”。
比如，根据《实施办法》，辩护律师凭相关执业证明材料，可以会见在押或者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看守所应当及时安排，会见次数和时间不受限制。会见时，办案机关不得派员在场，不得通过任何方式监听。从“应当及时安排”，到“会见次数和时间不受限制”，再到“办案机关不得派员在场”，恰是这一个个不起眼的地方立法“小补丁”，让律师会见权变得看得见、摸得着。
尤其值得称赞的是，《实施办法》不仅细化了律师调查信息材料的范围，明确律师可以向有关单位调取与其承办法律事务有关的不动产、车辆等财产信息，自然人个人户籍、婚姻登记资料等身份信息，自然人出入境信息，商事登记信息，行政处罚决定等信息资料，更规定碰到相关单位不予以配合的情况，还可以书面向人民法院申请签发协助调查函，等于为律师调查取证工作送上了一块好使的司法后盾……
当然，新招频现的《实施办法》有些姗姗来迟。旨在规范律师执业权利与义务的《律师法》，从1996年5月15日公布后，共经过了三次修正。《实施办法》即便是距离2013年1月1日“三修”施行，也过去了4年10个月之久。
另外，广东省出台的《实施办法》，只是首部助力《律师法》实施的地方性法规，其影响力毕竟有限，期待更多地方能出台相关法规，以切实保证律师群体的执业权利不打折扣。